恩师周年祭

我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入学，首任班主任姓王，名讳树平先生。我们的教室设在一个被政府没收的财主家楼房堂中，摆上五十几名学生的课桌椅再加上设置一个教师办公室，还显得比较宽敞。教室远离中心小学主校区，语文、算术、绘画课和课外活动，均由王老师一人担任，只有音乐课由中心小学的汪花娇老师来教。王老师偏瘦，大概一米七八的身材，每天总是乐呵呵的，就连批评学生，都能使你感到是一种享受：“为什么昨天你表现得那么好，今天怎么就退步啦？！如果明天还象昨天那样，甚至比昨天表现还好些，那该多好哇？！能做到吗？”他总是寓批评于表扬的形式之中，使学生自责恨铁不成钢并达到决心痛改前非的效果。这种工作方法真可称之谓“艺术”。

王老师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。据说师母曾夜间借助月光纺纱赚钱，供王老师读书。王老师读书至省一中（现安庆一中）高中毕业，解放后任教。那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生，对于王老师的身世，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很敬佩。王老师除学识渊博外，还多才多艺。记得当时学校假期有师生夜间义务护校的规定，每到假期，王老师都要带上我们几个学生护校值班至深夜十二点。乌沙小学主校区坐落在环山拥抱之中，方圆几百米以外才有人家，晚上寂静得可怕。每到假期夜间值班护校，王老师都爱带上一支竹笛。他能用鼻孔吹笛子，吹出的乐曲优雅动听。笛声萦回在环山之中，余韵无穷。我就是在这样美好的教育氛围中度过了小学一至四年级上学期。一九五九年正月我家发生了一件事，切断了我童年美好的思绪，家里的天一下子塌下来了！

一九五九年正月初四的晚上，我的弟弟得了急性脑膜炎，一得病就哑口了。经过初五一天，初六早上就走了。母亲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与我朝夕相伴的弟弟一下子突然走了，我也无所适从。母亲在我的印象中，就是个十分坚强的“女汉子”。记得一九五四年腊月，我和家里的大人一道到外面拾柴火去了，家里只有弟弟和妹妹（妹妹才出生几天）在家，由于寒冷，五岁的弟弟在床底下生火取暖发生了火灾，幸好母亲托付一位瞎子阿姨给妹妹喂奶，妹妹才免遭灾难，家里被烧得片甲无存。父亲因极度焦虑与恐惧，两个多月后离开人世。当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——我七岁，弟弟五岁，妹妹才出生近三个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母亲并没有瘫倒。为了我们兄妹，母亲犁田打耙，样样都来，撑起了吴氏门户的一片蓝天。父亲去世的当年八月，母亲挑着一担金灿灿的稻谷去卖，准备给我报名读书。我当时拉着箩筐的绳子央求道“妈妈，不能卖稻谷，卖掉它我们兄妹就要挨饿了，我不读书”。母亲含着泪说：“孩子，富不丢猪，穷不丢书，读书比吃饭重要”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当吃饭前，都要对饭凝视几分钟，回想我当天的学习用功程度是否对得起这碗饭；这一习惯一直沿袭到工作时，吃饭前总要对饭反省一会，思考当天的工作是否对得起这顿饭。如果说作为农民的后代，此生还算小有出息的话，这是与母亲起始的这句话分不开的。不过这是后话。

弟弟离世后，母亲就象换了个人似的，走路不知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，整天恍恍惚惚，我也莫名其妙地挨了不少打，特别是妹妹。那时学校开学前有个老师家访的制度。正月十三日王老师家访来我家，说起学生报名之事，母亲谈了自己的想法，准备让我辍学，给生产队放条牛，顺便带妹妹。那时是“大办农业”的年代，报名要生产队开证明，我们家是“缺粮户”，生产队是不会开证明的。王老师动情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给你写个字条，叫孩子带上，就说我同生产队通过气并征得同意，并以我本月的工资作抵押，让孩子报名，等他评了助学金再还钱给我。带妹妹的事我再来想办法。”我拿着王老师的字条到学校报了名。为了带妹妹，王老师叫我不上早操、早读、课外活动和晚自习，并在班上给我安排了两个座位：我听课，妹妹坐在另一座位上玩。王老师有时没有课，也把我妹妹接到他办公室，让我专心致志地听课。我就是用这种学习方式完成了四年级下学期至五、六年级共五个学期的学习任务。一九六一年七月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贵池中学。

在贵中初中学习期间，王老师每学期都要来城里看我两次。每次先是带我到馆子里吃上一碗一角五分钱的肉丝面（那时光头面八分），然后再给我留下一元或两元零花钱。那时我不懂事，也都欣然收下了。到了高中阶段，因为中考时我和校长有个盟约：我答应第一志愿不报考其他学校，报贵中高中部；校长答应高中阶段给我九元钱助学金——六元三角钱交伙食费，二元柒角钱零花（学杂、书籍、簿本费用自小学一年级起都是全免的）。王老师仍然一学期来校看我两次，但我懂事了，既不同意下馆子，也拒绝收钱。

王老师是位知足常乐并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知识分子。他老年随女儿定居安庆地委党校。在那池州与安庆地区合并的岁月里，每次到安庆开会，我都要去拜望先生。一次散会了，第二天早上很早就去拜望先生（那时先生同师母都在安庆城里陪孙女就读）。师母说，地委党校（那时安庆地委党校校址在城西北十五里处）在城里有两大间大同套房子：一间供女学生及家长陪读住，另一间供男学生及家长陪读住。因先生及师母是陪孙女读书，先生只能在外面住。师母说先生住在工农街道办事处。我便到工农街道办事处找先生。先生刚刚起床，正在叠被子。所谓“床”，就是两张靠背椅对并起来，就算是“床”了。先生很感激工农街道办事处党组织对老知识分子的关爱，说着眼中沁出了泪花。看着眼前白发苍苍的恩师窘境，再想想自己开会白天吃着大餐，晚上住着宾馆，能有今天，除了感谢党恩外，还要感谢眼前这位老泪纵横的恩师。此情此境，使我一阵心酸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地滚了下来。

我尊敬的恩师去年六月三日中午还同平常一样吃了饭，到晚饭前就撒手人寰了，享年九十一岁。古人云，老人无掛无牵地离开人世，谓之“五福”之中的一“福”；又曰：“早上吃饭，晚上挖宕”，自己既不痛苦，又不连累子孙，谓之老人之“福”。恩师中午照常吃饭，下午就驾鹤西去，真可谓是前世修来的福中之福了！愿恩师在那个世界照顾好自己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当你的学生。